《“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十九期：时代呼唤翻译哲学

本期主题：时代呼唤翻译哲学

主持人：蔡新乐

蔡新乐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翻译有其哲学属性，理应对之进行哲学研究。但长期以来，被定性为“实践学科”的翻译研究对此基本保持沉默。由于偏重“实践”的“一般活动”意义，哲学化思考很少见到，甚至至今还有人将有关理论拉向“话语”。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翻译的哲学导向。作为思想对象的翻译，有关思考必具哲学品格。先在的思考引导、规约翻译“活动”，不然，高妙、玄远、严谨和深刻便难及之。思考或是后起，归纳价值意义，以服务反思。不如此，经典性的著述难得正解，历史叙述亦难触及正脉。即令技艺，其哲思也一样重要，否则会沦为机械程式。而对人本身的存在的作用的忽视，正是翻译研究的一大缺憾。

      雅各布森的三分中的“语内翻译”已可释为，人的“涵化”的组成部分，即以先贤之所为为模态吸纳天地之滋养，不断打造自己的人生意义追求的过程。如此，人的存在可以翻译为代名词。其深意在于，人时时力图跨越自身，超乎时代，走向高远。如此抱负，正乃《礼记•中庸》所说的“极高明”，体现人之为人基本的生存情态，足可印证，语言翻译，乃“人生变易”意义上的翻译的一个维度。局于语言工具论之一隅，视野限制，难能吸纳生活智慧和哲思。

       一，以“翻译与哲学”为题的著述，屈指可数。《劳特利奇翻译与哲学手册》中论者指出，哲学引发了若干分学科，如历史哲学、法律哲学及科学哲学，没有理由不引发翻译哲学的诞生。反之亦可说，翻译本身引发哲思，若后者置基于人生存必需的交流。而蛰居于技能、工具或功能意义的语言而不思他求的探索，甚至未及注意，“二十世纪是海德格尔的世纪”的这位哲人，其翻译思想的历史脉络及其实质力量。德里达的“解构”直指“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路，其“哲学以译意为基”所揭示的症结和死结，亦未得到应有正视：西方文化需要异己之思，以再造自身。

       二，姜广辉强调：“‘六经’去，则学无根；学无根，则国无魂”；但对儒家历史性的诋毁，使我们至今未能完全恢复“文化信仰”的元气。因而，严复的“儒家翻译学”思想几无人正视，自未得正名。尽管有关佛经翻译的理论家，近代以来诸如鲁迅、赵元任等对翻译进行理论概括，大半离不开“中庸”的支持。思想方法上明显的趋合，也很能说明，儒家的方法学作用。

       三，明确儒家翻译学，才可走向“比较哲学”，促成依然未至的中西平等对话。有“多”才有“一”，现实如此，思想亦如斯。“西方”绝非同质，“异己”本身就需对话和协作。抓住重点，因应时代要求，因地制宜，才可走出黑格尔有关孔子所说尽皆“常识”的谬论的误区和迷思，以求推动翻译研究进入历史性的常态的思想。

       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我们亟需加强中国文化的外译，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加强中国文化外译的时代背景、中国文化的外译对象、承担中国文化外译的队伍建设、中国文化外译的方法路径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

翻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

陈大亮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省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基地主任

      翻译与哲学之间有鱼水之情，血肉联系，翻译离不开哲学，哲学离不开翻译，二者相互借鉴，共同发展，造就了珠联璧合的姻缘，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形成一门交叉学科叫翻译哲学，但学界对翻译哲学的理解并不一样。探讨翻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切入点与方向：一个是从哲学的角度看翻译，一个是从翻译的角度看哲学。两种不同的切入点，两个不同的方向，立场和结论自然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东坡的这两句诗说的是同样的道理，不同的切入点与研究视角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立场与结论。

      翻译与哲学之间的交汇点与界面表现在语言、思想、意义、可译性、概念、命题、知识、理解，等等。这些问题是翻译与哲学共同关心的话题与研究领域，翻译研究者可以从哲学获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哲学可以从翻译中获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解释。正因为这样，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本雅明、奎因、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艾思奇、陈康等中外哲学家都介入翻译，发表对翻译的看法，把翻译研究推进到翻译哲学的高度。

      除了共同的交汇点之外，翻译与哲学因为角度、立场、切入点、研究目的等不同，他们对翻译的观点就表现出差异。从翻译的角度切入哲学，这是哲学家采用的研究视角，哲学借助翻译来研究哲学问题。其中，哲学是本位，翻译是外位，翻译是为哲学服务的，研究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哲学。从哲学的角度切入研究翻译，这是翻译研究者采用的研究视角，翻译借助哲学来研究翻译的本质、意义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译与不可译等问题。其中，翻译是本位，哲学是外位，哲学是为翻译服务的，研究的最终落脚点还是翻译。

      哲学的研究视角与立场。哲学家关注翻译问题大多是把翻译当做一种佐证，证明自己的哲学观点。对于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来说，翻译是证明理解的相对性与意义不确定性的最好工具。所谓的对等与忠实问题，在哲学家那里基本都不存在，文本意义是不确定的，理解就是翻译，翻译就是解释。翻译概念在哲学领域变得十分宽泛，而且不可把握。作者死了，意义没有了，除了文本一无他物。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

      翻译的研究视角与立场。翻译研究者也关注言意问题、理解问题、解释问题以及不可译问题，但立场与哲学不同。在翻译研究者那里，虽然言不尽意，但可以立象尽意；虽然理解具有相对性，但文本意义在语境中具有稳定性；虽然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解释，但解释须具有合理性，不能解释过度；虽然翻译具有不可译性，但伟大的翻译家总是力图超越不可译，化不可译为可译。凡是能翻译的，就艺术地表达，凡是不能翻译的，就创造性地表达。

      由于研究对象、内容、视角、立场等方面的差异，哲学感兴趣的东西，很有可能与翻译无关，翻译感兴趣的东西，很有可能被哲学排斥在外。即使是哲学与翻译都感兴趣的问题，研究者也会因切入点与立场的差异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选择。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找到这两个不同学科的界面才可以进行跨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翻译研究者要想借鉴哲学的研究成果，须考察其相关性和适用性，谨慎处理跨学科的移植和创造性转换问题。

海德格尔的翻译观与存在之思

胡其维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海德格尔应该在翻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因为他在哲学领域达到了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峰，更重要的是，他对翻译本身的看法随着存在之思的深入而走向成熟。正如《剑桥海德格尔研究指南》给出的权威评价，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位是维特根斯坦，一位就是海德格尔。他所成就的事业，用海德格尔自己写在全集序言中的话来说，是“在对多重含义的存在问题的自身变化着的追问之道路场域的途中”。在追问存在之真理的道路上，翻译在海德格尔思想中成为一项特别的哲学议题。一方面，海德格尔翻译了诸多古希腊的残篇断简，试图以翻译的方式返回“最先使（也只是使）希腊人惊异不已”的存在。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与众不同且颇富争议的译文，为那看似作古的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其译文之所以影响深远，源于他对翻译本身之所是的沉思。

       翻译作为通往存在的道路是由历史决定的。围绕“存在”展开的西方哲学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史。看上去只是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实则其中发生着关于存在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存在”领域的翻译史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罗马人对希腊文本的翻译，这个翻译进程损害了希腊词的源始内涵，希腊哲学的本质从此开始被异化；第二阶段，中世纪，罗马人的翻译在基督教义里逐渐成为定论，后来又被改写进现代哲学；第三阶段，经过对现代哲学概念的“创造性”阐释，得出现在那些为人熟知的、流行的概念，而人们又通过这样得来的概念来理解西方哲学的开端。关乎整个西方思想的翻译历程其实就是西方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过程。由翻译造成的后果，在海德格尔看来，只能通过翻译来更正，以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

       翻译若要承担起揭示作为开端的存在之使命，则须要满足一个前提，即首先要明确翻译就其自身而言是什么。或者说，海德格尔哲学所讨论的那个让翻译成为它自身的本质属性，如何不同于现行的翻译理论所认定的翻译之本质。翻译的本质绝不穷尽于用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来实现意义对等，按照字词来进行的“正确的”翻译未必能触及到真正的思想。对思想有所诉求的翻译，不是要求相关研究走出语言范式，走向文化范式，而是指向一切问题的本源，“曾经以思的至高努力从现象那里争得的东西”（《存在与时间》），即存在。

       翻译运思着存在。正如海德格尔为其全集写下的著名格言，“道路——而非著作”。只有踏上存在之思的道路，运思存在的翻译才会向我们显示它自己。

翻译研究的问题意义意识

查明建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院院长

      20世纪70年代末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多元系统论将翻译现象纳入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中，关注其与译入语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赫曼斯提出了“翻译是对原文某种程度上的操纵”，勒菲弗尔、苏姗·巴斯奈特提出了“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等观点。“操纵”和“改写”的观点，更加显豁了翻译的译入语文化性质。

       这些理论观点，超越了传统的翻译研究观，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开启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研究历程。苏珊·巴斯奈特对新开拓的翻译研究充满期待，她在199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兴奋地宣称：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不应再从属于比较文学了，比较文学反而应被视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虽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辟了翻译研究新的研究空间和路径，但西方的翻译研究实践却不如人意，以至于巴斯奈特在2006年发表的《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一文中，对翻译研究的现状表达了深深的失望，进而认为，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都不能算是独立的学科，而只是跨文化阅读的方式。

      中国大陆学者虽然由于当时获得西方最新学术资源比较困难，接触“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理论较晚，但一旦了解了这些理论，就真正地将这些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实践中，并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是对国际翻译研究的贡献。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近年来我们在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研究领域出现了瓶颈期，主要表现为：在研究内容上，课题重复雷同；在研究方法上，简单套用翻译理论和术语，对翻译现象进行大而化之、空洞浮泛的“论述”。其结果就是：问题浅表化、方法公式化、研究程式化、结论空泛化，学术价值不高，思想深度不足。究其原因，关键还是缺乏问题意识和问题意义的意识。

      “文化转向”，只是指示翻译研究要注意考察译入语语境对翻译的制约和影响。勒菲弗尔的“三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也只是提出三个比较大的观察点，而不是问题本身，更不是问题的全部。理论只是帮助寻找和分析问题的工具，无论是多元系统论、操纵论、改写论，都不能代替对具体翻译现象的考察，更不能代替问题本身。

      我们常说“问题意识”，但“问题意识”并不是说只要是问题，就必然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只有“有意义的问题”，才会引领我们进入思想性的追求，才有学术研究价值。因此，要突破目前翻译研究的瓶颈，我们不仅要有“问题意识”，更要有“问题意义意识”。我们发现了一个翻译问题，在正式作为研究课题前，还要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属于什么层次的问题？有多大学术新意和学术价值？预期的研究成果，对本领域和相关领域研究有无思想启迪？

       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如何挖掘更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如何提高研究个案的思想性？这里，我提出一个观点：将翻译作为方法。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译入语语境中诸多因素相关联，“翻译作为方法”，就是将翻译作为进入问题复杂性的途径，以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性思维”方式，深入到翻译生产的具体语境中，进入翻译现象的内部和细部，考察得越全面，探究得越细致，问题才会挖掘得越深入，翻译研究的思想性和学术魅力，才会展现出来。

儒家典籍对外译介的本然之真、

必然之真和应然之真

庞秀成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儒家典籍翻译是求信传真的活动，涉及三个层面：本然之真、必然之真和应然之真，分别应对事理、义理和情理。这是一个梯级递进的诉求。

      本然即文本现实，亦即文本表述内容的原原本本，要求翻译按本而传：就原本说了什么，怎么说的，用了什么事实、意象、故事等。本然之真乃译者解释的符合度，即文本事实，如基本的事实元素（时间、地点、背景等）和关系，如概念、范畴、逻辑、顺序等。不额外推演。如：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 ·八佾》

      刘殿爵：The Master said of the shao that it was both perfectly beautiful and perfectly good and of wu that it was both perfectly beautiful but not perfectly good.

      赖波、夏玉和：Confucius said of the Music of Shao…, “The form is and content are both good.” He said of the Music of Wu…, “The form is good and not the content.”

      刘译保持了概念、义理的原本状态。赖等则借用内容与形式这种分析性语言过度解释，失掉了本然之真。

      本然之真设定诠释范围或基础。若文本多义性使本然之真的统一性无法保持，就依靠义理论证。分析和推理遵循文本义理，或要利用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等学科和相关领域、学科、门类、行业的原理解析原文。译者将原文视为客观对象而非一个生命加以研究，因而可以拆解、删改、缩略、增添。如：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Legge: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Ames & Rosemont: Having studied, to then repeatedly apply what you have learned—is this not a pleasure?

      在崇拜圣贤的文化，这个“学”是否具有真理导向的研究意义？“学”从自得构成上与孩子的教育有关，它是求知、认识、效仿还是研究？它与“习”是什么关系？二者透露出古代怎样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同古希腊文化相比，中国发展出了知行意义上的“学”和“习”。Legge显现了“必然之真”。二译的突破性解释都合乎义理。相比之下，Ames & Rosemont的解释和翻译经过义理分析会有不同认识。将“学”译为to study（研究、探究）不是溯源式的，与“习”无法衔接。况且，研究必有对象，道理可以听闻。求知之学与听闻之学不同。与to learn(知晓、听闻）并用，造成义理混乱。

      应然之真具有人文性、理想性和艺术性。首先将文本视为自身生命的一个关系体，而不是一个有待切分宰割的结构体。第二，从关系体角度看，文本的生命就是译者自身的生命，文本的解读是自我解读。第三，开启与文本为交流的对话关系，面对交流对象，应然之真就在交互主体的对话中显现。如：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刘殿爵：In one’s household, it is the women and the small men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If you let them get too close, they become insolent. If you keep them at a distance, they feel badly done by.

      这句话有多种解释可化解儒家歧视女子的意向。一以文字化解。将“女”解释为第二人称，特指“你们（子贡）这些人”。其合理性在于，《论语》中的“女”都是第二人称。若随俗解释，就没有新意，反而有损儒家价值。二缩小这一话语的情境范围，放在治家中（in one’s household）。中国是家文化，孔子之所论只是处理家事的问题。

      “应然之真”具有人文性、理想性和创造性，但译者在发挥才智和艺术能力时必以历史之真为基础，若考证用尽，就需一个历史的、务实的立场，脱离事理谈义理和情理便成情感宣泄和臆说。

     《论语》可作“史”、作“经”或作“思”来读。作“史”，可与当下联系起来的情境含义；作“经”，追求本源含义；作“思”，追求哲学含义。但文本都具综合性特点，除了达到事理之真和义理之真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即情理之真。这个层次不仅要依靠智慧，而且依靠审美、灵感和信仰。三者相互渗透。

承负起中华文化外译的使命担当

袁鑫

天津外国语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世界格局呈西强我弱的态势，表现在文化上，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中华文化的输出出现明显的不对等、不平衡，形成了与对外贸易顺差相反的态势。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日益复杂而动荡的国际局势，亟需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中华学术走出去，特别是政治、哲学类著作的中译外，更是值得高度关注。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界读懂中国，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中国文化的外译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活，更是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对外窗口。毋庸置疑，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大国；但是，文化大国形象的重塑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面对大量西方著作译介到中国，占据我国图书市场的极大份额，翻译工作者理应激起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要认识到中文必须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中文的世界影响力要与日益强大的国家形象相匹配，同时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如何以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方式让世人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分享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展现“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中国文化外译的对象讲求代表性、典型性、民族性、通识性。近年来，中国正逐步摆脱“他者”的形象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文化外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一些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权威性、民族性著作的海外出版有助于世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弘扬了中国文化，扩大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作为翻译工作者，要积极与我国已经组织实施的若干重大文化工程相衔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自信”，使世人能从全球和人类高度正确地理解中国。

       做好中国文化外译，大批外语工作者的贡献不可磨灭。然而，以往单打独斗的模式已不能适应重大工程的工作，必须建立一支德才兼备、外语水平高超、中国文化学术功底深厚、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翻译队伍；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军队等要建立本系统的中国文化外译人才队伍，保持这支人才队伍既要合理流动，又要相对稳定。坚持并实践以任务压力长本领，以扶持褒奖留人才的队伍建设思路和理念；注重发挥在华外籍专家的积极作用。此外，中国文化外译既是我们翻译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梦寐以求的历史机遇，是我们发挥外语专长的广阔舞台，是我们长袖舒舞的大好机缘，不负韶华，敢于担当，为中国学术“走出去”提供有力的智慧支持。

      我国老一辈中译外翻译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新一代翻译工作者要认真汲取这些经验，要照着做，还需接着做。首先要放眼世界，明确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的价值旨趣，中国文化外译并非要把中华文化强加于人，而是在人类文明之林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其次，处理好直译和意译、硬译和软译的关系。中国文化外译是一种再创作，需要吃透两头，打通两头。翻译的方法林林种种，万种归一，还是要落实到信、达、雅的统一上来。在方法上，还要恰当使用人工智能文字翻译软件。尽管目前已有网络翻译应用于翻译领域，但在可知的未来，人工智能翻译软件的工具性无法改变，其成为人类翻译合格的替代品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19期，总第19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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